赵月斌

　　山歌作者：刘致福 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出版时间：2022-10

　　“巴托比”的超越式回归

　　文/赵月斌

　　如同梅尔维尔笔下拒绝抄写的巴托比，刘致福的创作生涯也经历了意味深长的悬置。自1993年小说集《大风》出版后，这位初试锋芒的青年作家便投身公务，自此在文坛沉寂无声。直到二十多年后，才以《山歌》《海岛四记》《大红的歌唱》等淬炼之作低调归来，并辅以大量情感醇厚的散文随笔。这位远归的还乡者，从未忘记诗的本分。沉潜多年，只为回到语言的故乡。

　　这一次归来，并非简单的写作重启，而是一场再造自我的美学重构。复出的刘致福，既延续了早期的先锋探索，也将自身的历史经验转化为更具普遍性的存在拷问。他是“60后”作家群中少见的“中断—复出”典型，其写作轨迹本身已成为观察中国当代文学代际变迁的重要样本。在他身上，公职人员的自律与文学的自觉交织互渗，最终在后期创作中凝聚为一种直抵澄明的内在力量。

　　刘致福的小说在题材上城乡融通、今昔交汇，以一种时空绵延的宏阔格局描绘出发人深省的现代命题，本文意在论述他在叙事场域、人物塑造、结构方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做出的审美锤炼，并着重探讨植根在作品中的悲剧意识及其积极介入的启蒙精神：他以深沉的反思展现个体与历史旧债的纠缠；以托言荒诞的病理报告解剖人性异化的时代症候；以自审自讼的当代寓言构成对生存困境的隐喻性书写。那位曾因一本无名旧书打开灵窍的山村少年，即便历经风雨蹉跎，其后作品仍不乏温润的锋芒。这位重拾笔墨的写作者，终以尽心知命的姿态，完成了对精神原乡的超越性回归。

　　刘致福《山歌》封面平面图

　　一、时空折叠中的世界之魅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刘致福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总共三十多篇，大多收录于小说集《大风》（百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和《山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本文引述其小说多出此书，不再一一注明）。这些作品多数创作于三十多年前，当时作者才二十多岁，文笔却格外悍勇，至今仍不失其沉厚。它们自然少不了青春的迷狂，又含蕴着企图勘破世相的三昧真火，哪怕已然事过境迁，那种理想年代点燃的激情，依旧带着灼人的烈度。这些生气凛然的“少作”，即便偶有稚拙，甚或机锋生涩，却总是具备独特的价值，它们像无法复制的老料孤品，抟揉了岁月的尘埃，亦经得起重新审视。尤为可贵的，是这位归来的小说家并未失去少时的“神力”，近年发表的新作不仅猛志犹存，而且更为辽阔，通透，他以别样的虚构能力创造了一个无比丰赡的玄妙世界。正如作家张炜为《山歌》作序所言，“它呈现出多种生活画面，从农村原野写到政府机关，又从僻地乡间写到大都市，故事的主人公有知识分子和乡民、军人；从时间脉络上看，也拖曳得很长，甚至从当今延展到了抗战时期。这些文字色彩斑斓，摇曳多姿，汁液饱蓄，绝不干涩。”张炜赞其善用时空交织，立体呈现人性与生活角落，确乎一语中的。

　　刘致福的时空场域、人物形象及其语言风格，似乎没有多少出奇之处，却在克制的叙事中蓄集了易燃易爆的万千思量。他很自然地把自己的住地家山当成了故事的发生地。所以他的小说人物主要生活在胶东昆嵛山地区或省城济南。像《五月花开》《蜜月旅行》《良宵》《晕眩》等作品，就直接写明了济南的英雄山纪念碑、千佛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大纬二路、燕山小区；《大水》《四重奏》《落英缤纷》及《粮食》《恋歌》等系列抗战小说中的陈驾夼、磨磨山（嬷嬷山）、东浪暖、西浪暖这些地名无疑源自胶东第一大山昆嵛山，所谓南山、南河大概就对应了他老家村南的山岭河流。“济南—昆嵛山区”这种分跨城乡的地域关系，当然只是小说家驰骋想象的虚构空间，却也恰好对应了刘致福的生平行迹。不过作家有时也会打破地域的局限，让他的人物走出山东半岛，把他的原乡故事带到西北戈壁滩（兰州、武威）、南方海城（海南岛海口），乃至美国的洛杉矶。作家显然并未陷于狭隘的“在地”书写，他的文学地理既有其广阔的腹地，也可以逾山越海，问道于无涯。

　　从时间背景上看，刘致福既着力于亲历亲见的现实，亦不忘反观近在眼前的历史。虽然他的作品总量不大，时间跨度却不短，从解放前的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文革”时期，延至改革开放初期，基本涵盖了多半个世纪最为重要的时局变迁。《油画》《雷电波尔卡》《闲章》《晕眩》《舞蹁跹》《空巷》等城市叙事，主要侧重于触手可及的“当下”（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作家的写作时间近乎同步；乡土叙事中的《山歌》《老歌》《粮食》《恋歌》等作品则侧重于“过去”，是作家未曾经验过的抗战、文革时期；《大水》《落英缤纷》《四重奏》《玉镯》《蝴蝶》等作品又侧重于“近时”，写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作家有所知悉的乡村生活；另外像《落霞》《寻找惠兰》《五月花开》则是跨越城乡、今昔交汇，以“当下”回应过去的解放战争年代、知青时代或大学时代。历历在目的现实图景加上迷离恍惚的历史镜像，形成了虚虚实实的回光效应，也让作家跳出了单一的线性时间模式，进入了一种往复叠进的跨时空叙事，小说里的故事时间尽显纷繁错杂，文本的叙述时间也变得摇曳多姿，由此勾连出跨越几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史。

　　刘致福

　　再来看小说人物，正和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相对应，刘致福所写主要是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高人一等的城里人，大概仍以“工人老大哥”为主体。但是刘致福小说中的城里人，主要是他相对熟悉的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是拥有干部身份的社会精英。这些人物既有功高权重、坐镇一方的老革命、大干部，也有循规蹈矩、庸庸碌碌的中层官员，还有一小部分是和作者的年龄身份相近的知识分子或年轻人。这些市长、秘书长、局长、校长、主任、科长，都是掌握一定职权的领导干部；即便是“无职无权”的作家、记者、演员、教师，也是吃公家饭的“脑力劳动者”。作为身处社会核心圈层的知识精英，他们享有制度性优势资源，生活境遇自然较为优越，几乎不大可能遇到生存压力，只要按部就班正常发展便可收获“人上人”的幸福。刘致福笔下的精英阶层却不尽如此，从《落霞》《油画》中的老局长、秘书长，到《雷电波尔卡》《蜜月旅行》中的小科员、青年教师，可以说没有一个“人生赢家”，有的心病难医，有的误伤人命，还有的诡影在背，更有的死于非命。总之他们像是背负了无名业障，不是遇到大灾便是碰上小难，每个人都过得惊诧错愕，每个人都可能遭受无妄之灾。

　　刘致福小说的另一主要群体即张炜所说的“乡民”。除了《寻找惠兰》《杏树》中的下乡知青，《粮食》《恋歌》等系列抗战小说中的平民百姓、战斗人员，其余众多生活在山乡海岛的小说人物都是地地道道的乡下人。像《苦恋·玉镯》《涧》《老歌》《四重奏》《蝴蝶》等作品的女主人公，基本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她们几乎是清一色的痴女怨妇，好像永远都无法得偿所愿，哪怕只是一念之差也可能抱恨终天。作为底层妇女，作为背负枷锁的“第二性”，她们的青春注定要凋残，她们的一生注定要被辜负，她们几乎天生就是“完美受害人”。刘致福怜恤着这些弱女子的辛苦遭逢，所以写出的“老歌”“恋歌”无异于浸满泪水的悲悼之歌。乡村女性不幸生而柔弱，这里的男性是不是就生而刚强呢？《落英缤纷》《大水》《山歌》的男主人公倒是表现“强势”，却不过是“抽刃向更弱者”的村霸、乡霸或施虐狂。那种陡然阔起来的暴发户做派，或怨毒深重的报复心理，把他们变成了骂鸡打狗、欺男霸女的加害者。只不过，强横的尽头是自取灭亡，即便霸道男主似乎也逃不过无常无解的倒霉定律，最终还是以离奇的死亡悲催收场。这些“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乡民，大概仍代表着乡土中国的常态，哪怕出现了偶尔露峥嵘的“先富阶层”，还是要黏着在世代栖居的土地上，只要不出意外，总可安心从容地终老是乡。可是，对刘致福笔下的乡民来说，干净利落地油尽灯枯竟是莫大的奢侈，他们相似的结局往往是不得善终，死不瞑目。

　　你会发现，刘致福呈现在小说中的城与乡，并非冰火两重天的二元世界；他描画的时代变迁，并未拜服于简单的历史进化论；他塑造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也未必是要拷问某种精英意识或进行所谓道德批判。他写了那么多的不谐之人，那么多的不周之事，或许就是要“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所以我们读到的，除了不如意，就是不圆满；好一点或许是“一场欢喜忽悲辛”，坏一点就落个“家亡人散各奔腾”；这数十篇小说看似互无瓜葛，却以冷峻的隐线缀成了一首伤痕累累的昔日挽歌。即如《山歌》结尾所示：“远处林子里野鸡‘咕咕’的啼鸣和‘小皮子’在哪条沟里‘呃呃’孩子般的哭声，在寂静的雪野里汇成一首有些古怪的歌谣。”原来，小说家就是在曲终人散的喧嚣中，捕捉到了一种似有还无的寂静之声。

　　刘致福《山歌》书籍设计展开图

　　二、未竟之事与“没有事情的悲剧”

　　刘致福小说语言隽朗清疏，很有妥帖平和的韵致，完全可以称之为“诗化小说”。所以他的叙述姿态总体上是内敛诗意的，即便事关狰狞惨烈，也不会方寸大乱，无论事态多么严重，也不会影响小说的抒情格调——他常以诗意的语言结构故事，又常让这种诗意终结在翻然无解的残局中。如艾略特所说，就算世界终结，也未必发出惊天巨响，很可能只是一阵呜咽。刘致福小说的巨大能量大概就隐藏在那“一阵呜咽”中。《油画》里的女秘书（俞欣）留下“一声尖厉的嗥叫”，《老歌》中的小寡妇（花女）在亡夫的坟前发出“一种纤细的近乎蜂叫的声音”，《落英缤纷》中的老女人（银花）五味杂陈的哭叫，《蝴蝶》中“大龄”村姑(棠儿)来不及说完的半句话（“我还要……”），《舞蹁跹》中泼辣姑娘（兰子）咯咯的痴笑和轻声哼唱，《涧》中的怨妇（宛）从涧底传出的声嘶力竭的呼叫，《苦恋》中的百岁老妪（巧岫）没能实现的遗言，《恋歌》中的烈属（芝子）唱出的歌儿……这些女人的嗥哭叫喊和呜咽吟唱凑成了锥心蚀骨的终极和声，为刘致福的“山歌”助添了一种宿命般的苍凉底色。

　　细察刘致福笔下的众生相，特别是那些占据了叙事重心的女性角色，其人生轨迹几乎无一例外被烙上了“未竟”与“中辍”的深刻印记。她们是命运棋盘上半途而“废”的卒子，是生活湍流中未达彼岸的扁舟——恰如鲁迅所言，她们所承受的，正是“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没有刀光剑影的壮烈，没有史诗崩塌的轰响；有的只是玉镯难以遂愿的静默（《苦恋》），是半句“我还要……”永悬喉间的窒息（《蝴蝶》），是坟前蜂鸣般纤弱颤音的消散（《老歌》）。这些悲剧因“平常”而隐形，因“无事”而失语，却以最钝的刀刃切割生命，让消亡成为日复一日的慢性凌迟。

　　刘致福深谙鲁迅悲剧观的精髓——真正的毁灭不在英雄末路，而在庸常生活对生命意义的无声蛀空，在于“无事之悲”的日常性绞杀：巧岫八十载苦等一只玉镯（《苦恋》），曾婆为“躲坎儿”蹒跚离家的背影（《玉镯》），芝子对着虚空吟唱的恋歌（《恋歌》）……这些场景何其平常！无非是老妪的执念、农妇的迷信、寡妇的哀歌。然而正是在这种“近乎无事”的日常图景中，父权伦理的慢性绞杀机制悄然生效：玉镯无法切合的手腕，是性别规范对女性身体的终身征用；曾婆倒毙的水沟，是乡土宿命论对底层主体的消解；芝子飘散山野的歌声，是贞操伦理对生命本真的窒息。当悲剧褪去血腥披上家常的布衫，它便成了温情脉脉的裹尸布。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这些女性的消亡甚至不配称为“悲剧”——她们只是“消磨”于尘埃的统计数字。正因如此，刘致福赋予她们的“呜咽”以震耳欲聋的文学声量：宛坠涧时的嘶喊（《涧》），是“非英雄者”对不公命运最后的悲壮檄文；兰子在信访办咯咯的痴笑（《舞蹁跹》），成了一种刺破沉寂的枭鸣；而棠儿凝固的“我还要……”（《蝴蝶》），则是鲁迅笔下“无声的中国”里，最锥心的未完成时态的生命证词。这些声音之所以惨不忍闻，正因其诞生于“近乎无事”的毁灭现场——当悲剧失去戏剧性外壳，“呜咽”便成为存在的最后尊严，成为猎猎作响的蚩尤旗。

　　刘致福《山歌》封面平面图（不带腰封）

　　这些总是半途而“废”的“消磨者”，哪怕受到一点外力的干扰就可能骤然偏离人生正轨，陷入一种“废置”的状态——非物理的消亡，而是精神与生存可能性的被剥夺与荒芜。《涧》中的宛，以自杀作为对负心人（平儿）的终极报复，这看似主动的选择，实则是情感路径被彻底堵死后的绝望自毁，其生命轨迹在“怨妇”的标签下被强制终止，成为涧底一声凄厉的回响。《老歌》中的小寡妇花女，在亡夫坟前那“纤细的近乎蜂叫的声音”，是其青春与情欲被礼教“阉割”后残余的生命微颤，她被迫在“贞洁”的牢笼中提前步入精神的暮年，成为未亡先“废”的活死人。《寻找惠兰》中那个在集体记忆中被抹去、被否认的陈惠兰（或其替身），其真实存在与否、命运如何，皆成谜团，她本身就成了“半途消失”、被历史和群体叙事主动“废置”的符号。她们的生命能量未被耗尽，却被强行中断、扭曲或放逐，陷入一种“非生非死”的尴尬境地，成为鲁迅笔下“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的牺牲品。

　　这正是鲁迅所洞见的悲剧本质——毁灭性的力量并非总是雷霆万钧的殊死对决，而常是弥漫于日常的、无名的、近乎无形的“消磨”。宛的纵身一跃，花女的坟前蜂鸣，陈惠兰的集体性失踪，看似是个人命运的偶然跌宕，实则是一套精密运作的“消磨机制”的必然产物。由此，你会发现古老传统留下的“慢性毒药”：花女守寡后那种无形的禁锢，虽非铁笼却更甚铁笼。那“蜂叫般的声音”并非一时悲泣，而是吃人礼教日复一日蛀空生命后的残响——她的灵魂早于肉体被“无事的悲剧”静默处决，成为鲁迅所言“被诱杀的青年”的活体标本。

　　——还可发现父权结构造成的“情感绞索”：宛的自杀绝非“刚烈”，而是在性别权力秩序下的终极失语。平儿的负心不过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致命的是整个情感结构中让女性彻底消声的宿命——当爱成为唯一救赎却注定幻灭时，深渊便成了唯一的出口。

　　——更可感受到一种历史的“记忆抹除术”：陈惠兰的消失之所以“近乎无事”，是因其被包装成集体无意识的“曼德拉效应”。当整个村庄矢口否认她的存在，当历史叙事主动擦除个体痕迹，“被消失”本身就成了最恐怖的常态暴力。她不是死于枪炮，而是消磨于众人之口的窒息性沉默。

　　她们的“废置”状态，正是这种系统化“消磨”的结果：宛的涧底回声，是情感生命被“废”后的物理残响；花女的蜂鸣，是社会生命被“废”后的精神颤音；陈惠兰的符号化空缺，则是历史生命被“废”后的绝对静默。她们没有倒在宏大史诗的金色大厅，却塌陷于买菜做饭、婚丧嫁娶的日常琐事中。刘致福的可贵之处，在于以诗人般的敏感捕捉到这些“近乎无事”的毁灭现场：他让宛的坠涧声刺破山野静寂，将“无事的谋杀”转化为有声的控诉；他放大花女微若蜂鸣的哭泣，使礼教吃人的“静音模式”被迫公放；他在《寻找惠兰》中设置记忆黑洞，让历史抹杀的“无事之恶”显影为面目全非的文学幽灵。

　　云端的光亮作者：刘致福 著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5-07

　　这些“人间蒸发”的命运，指向的是一种更深层的“社会性失忆”机制。刘致福笔下的陈惠兰正是这一“文化性否认”的受害者：她被过去的村庄遗忘、被现在的城市忽略、被亲人朋友淡化，最终成为一段“空缺的记忆”——仿佛从未存在。这种抹除不仅是事实的消失，更是“记忆权”的剥夺。正如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的，现代社会的记忆管控往往通过日常实践而非暴力强制实现。《寻找惠兰》中大家对陈惠兰的集体遗忘，正是这种“制度化遗忘”的文学例证：当记忆不仅被压制，更被日常对话自然化地重构时，真正的历史创伤就被转化为“从未存在”的空白。人们的健忘并非出于遗憾或愧疚，而是一种深谙“什么可以被记起、什么必须被遗忘”的权力智慧。他们以失语对抗历史，让“记忆空洞”成为权力运行的保护色。在此意义上，陈惠兰的“失踪”既是个体悲剧，也是制度性遗忘的症候：她未死于刀下，而死于“集体沉默的谋杀”。

　　这些深埋日常、游离剧烈冲突之外的“微观悲剧”，正是刘致福小说美学的基点。比起正面描写灾难与撕裂，他更倾向于追踪“慢性消耗”的过程性毁灭：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边缘化、哀伤的私密性与情感表达的失语，构成他作品的独特气质。这些“不够激烈”的事件，反而最能体现制度化悲剧的真实面目。

　　由此，刘致福的女性书写超越了社会批判层面，抵达鲁迅式悲剧哲学的核心：“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悲剧者却多。”他笔下那些海中孤舟、涧底的残响、雪野中的蜂鸣，正是万千“消磨者”写出的生命哀哭。在昆嵛山的山坳里，在信访办的窗阁下，这些被常态化的悲剧如同暗河般涌动不息，最终汇成《山歌》里那首“有些古怪的歌谣”——当英雄史诗的铜号锈蚀朽坏，唯有这些“近乎无事”的呜咽，仍在为那些无名者吟唱凄凉的安魂曲。

　　总之，刘致福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构成了一幅多层次的情感素描。正是那“未竟”的人生与“近乎无事”的悲剧，为他的叙述提供了强力的支撑。他以诗意的语言，冷静的笔法，将历史与现实的“沉默暴力”凝聚成《山歌》式的“哀而不伤”。无论是集体记忆的空洞、个体命运的漂移，还是无声抗争的微光，皆转化为一种“沉静中的呐喊”。刘致福的小说，不在于控诉的高声，而在于于无声处听老歌。他让你听见那些“无人悼念的命运”如何在历史规训的缝隙中微颤、回响，让你意识到：真正的毁灭，正悄然发生在庸常日复一日的流逝中——无声、无痕，却无比彻底。

　　刘致福《云端的光亮》书籍展示

　　三、有事发生与“非悲剧性沉溺”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论悲剧》中指出：“悲剧不同于不幸、痛苦、毁灭、疾病、死亡、邪恶。”“单独的不幸并非悲剧性的，而只是一种重压在一切事物之上的负担。”如此看来，“各种可怕的事”并不自动构成悲剧。刘致福笔下女性人物的“无事之悲”，多表现为某种宿命式的不幸。而与之相对应，他所描绘的男性形象，则是“有事发生”的人：仕途受阻、道义负累、情感崩塌，乃至陷入幻觉或精神错乱。然而，这些事件虽表面剧烈，亦缺乏“悲剧性”的内核。

　　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悲剧是在自由中受苦，即个体在面对命运与价值冲突时，因超越意识的介入而获得存在的深度。而在刘致福笔下的人物身上，这种“自由中的苦难”往往缺席。他们的精神异化与身份撕裂，更多是被动地卷入现代性的结构性压力——历史惯性、社会规训与性别秩序的三重压力——所造成的结果。他们不是在超越中毁灭，而是在“无处突围”的日常中塌陷。

　　这些人物的“沉溺”并不导向有尊严的抗争，而是滑入精神瘫痪的缓慢过程。如《油画》中秘书长对“凝视”的恐惧，是道德迟钝与权力焦虑交织下的心理溃逃；《雷电波尔卡》中的机关青年则因现实的庸常与虚无，陷入自我认同的瓦解；《大水》和《落英缤纷》中私营老板的膨胀贪婪，以及汹汹民意共同造成的群氓效应，甚至形成一种相互吞噬的集体幻觉。在他们身上，毁灭并非来自高贵信念的断裂，而是日复一日的异化使然。

　　这正是刘致福小说的“非悲剧性沉溺”所在：在自由与选择的幻象之下，个人的主体性被悄然瓦解。《落霞》中的方旭、《晕眩》中的于蒙，便是这种状态的典型——既无否定现实的勇气，也无重构自我的能力，只能在压抑与彷徨中滑向精神麻痹。他们不是奋力抵抗命运的“悲剧英雄”，而是被现实温水煮沸的“温吞失败者”。正如齐泽克指出，当代人最大的困境并非痛苦本身，而是“痛苦的无意义”。刘致福笔下的男性，恰体现了这种无意义中的痛苦。他们非因意志薄弱而沉溺，而是因为在时代结构与现实环境的挤压下，“超越性”的维度已然消弥。

　　这种困境的本质，是由“社会逻辑—集体记忆—时代经验”编织而成的隐形罗网，对个体命运施加的系统性消蚀。几乎所有的男性形象——从小公务员到老革命，从企业家到知识分子——尽皆深陷在旧怨新烦的纠缠交困中。“旧怨”不只是历史责任，更是伦理与情感的负累；“新烦”则是一个混合权力、欲望与虚无的迷宫。

　　白果树下作者：刘致福 著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01

　　正因如此，这些人物常陷于认知紊乱、身份迷失和情感崩溃的状态，成为“被过去牵绊无法自由、被现实压迫难以安顿”的典型矛盾体。在《油画》中，秘书长的幻觉（如中医所称“目妄见”）并非单纯的心理病态，而是其身处的权力空间中道德压抑与欲望扭曲的投影。他凝视那幅风景油画，看见女秘书的脸“盯着自己”，这一恐惧感正是来自他对自我隐秘欲望的压抑与羞耻感，是潜意识反噬意识的瞬间显影。这不仅是荣格式“阴影人格”的表现，也是一种“伦理性惶恐”——权力不仅压迫他人，也在结构上异化自我。《雷电波尔卡》中的机关青年“我”，所遭遇的“另一个我”的追踪，揭示的同样是自我认同的扭曲与断裂，在官场的虚伪与空转中，个人只能与自己最深的欲望与恐惧为敌，直至幻觉成为存在方式。

　　而在《山歌》《苦恋》《玉镯》等作品中，历史的幽灵更是以“业障心理结构”出现。《山歌》中的凯哥，不断被仇恨和幻觉挟制，其精神症状既是创伤记忆的循环侵袭，也是佛教意义上的“未偿还因果”在心灵中的化身。这种重复、执恋、负疚的循环，使人物陷入无解的精神回廊：他们不能为妻子赎罪，也无法与现实和解。凯哥不是“悲剧英雄”，而是“历史幽灵”的附身者，就像他一再梦见黑狗与妻子，既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重复强迫”，也是佛教所说“因果未了”的世俗化隐喻。他们不再是活在现实中的人，而是被旧怨（怨憎会）附身的“失根者”。

　　在更广阔的背景中，《晕眩》中的于蒙对旧友的冷漠与身份错位，折射出改革开放后中产男性—知识分子的“价值晕眩”——无法归属传统伦理，也无法安身现代市场社会，夹缝中的漂浮感使他陷入持续的自我迷失。《恋歌》《蜜月旅行》《夏夜漫长》中，知识分子的情感更是一种“断裂性结构”：欲望流动不畅、伦理机制失效，亲密关系成为反复坍塌的白日梦。更复杂的是，他们在情感中执恋的并非真实的“他者”，而是自我理想的投影。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修补”，也是世俗意义上对青春与身份可能性的沉溺性追忆。《杏树》中的范跃、《玩笑》中的作家B，重拾的并不是爱本身，而是对“失落自我”的替代性唤回。

　　这些人物之所以不能构成悲剧，并非因为遭遇不够惨痛，而是因为他们不具备将痛苦转化为意义的可能。他们在压抑中沉沦，在记忆中徘徊，却始终未能实现“自由中的受苦”。雅斯贝尔斯曾指出，悲剧中的人物，即使灭亡，也因其自由意志中的斗争与抉择而升华。而刘致福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却常常缺席这一“超越的自由维度”，他们的沉沦是结构性命定的，是历史、规训、情感三重压迫下的“不可主宰的陷落”。他们在伤痕记忆中游离、在伦理纠葛中挣扎，却始终未能进入一种“意义化”的悲剧高度。他们没有不移不弃的自觉自守，只有摇摆不定的妥协变异。这正是刘致福的深刻之处：他不神化苦难，也不美化毁灭，而是揭示出在非悲剧性的现代困境中，个体精神的麻痹、漂浮与破碎。因此，刘致福笔下的男性，不是悲剧英雄，而是系统性困境中的“困顿者”。他们的精神状态，既承载着未愈的历史创伤，也映照出现代社会结构性压抑的暗影。他们无从言说，无法超越，只能在利害掣肘中陷落，成为被遗忘的“现代性症候”。

　　这一“困顿者”群像，与前文所论女性人物的“无事之悲”形成呼应。二者共同构成刘致福小说的阴阳两面——在男与女、历史与现实、记忆与伦理的交汇处，只能以一声悲怆的“呜咽”穿透时空。

　　刘致福《山歌》书籍展示

　　四、“悲而不言”“痛而无声”的沉静之力

　　刘致福塑造的人物形象虽多为未竟者、失根者与困顿者，但他们的精神挣扎并未湮没于日常琐碎之中，而是被作家转化为一种独特的艺术语言和深层的伦理表达。可以说，刘致福对人物“悲而不言”“痛而无声”的生存状态，回应了他小说整体的艺术特质——一种内敛、节制却震撼人心的“沉静之力”。

　　这种“沉静”，不是冷漠、也不是回避，而是一种经过审美转化的精神试炼。刘致福并不通过戏剧化的情节或煽情的语言来制造冲突，他更擅长通过极简的语言、含蓄的心理描写和复杂的叙事结构，将历史的重量和个体的裂变隐秘地嵌入文本深处，使得小说在静默中充满强大的精神张力。这正是他所擅长的“低音叙述”——一种不依靠显性情节冲突，而依靠结构隐喻、情感潜流和心理裂缝完成的叙述美学。

　　在语言层面，刘致福倾向于使用中短句，叙述节奏沉稳，用词克制，形成一种语义上的压缩与留白。这种风格使人物的情绪波动不依赖直白的表达，而在压抑与节制之间形成潮汐般的震荡。《晕眩》《苦恋》《落英缤纷》等作品中，关键情节往往借助极简的叙述，甚至是沉默或空白来呈现，这种“言不尽意”的方式，反而放大了人物内心的复杂与异动。

　　在叙事结构上，刘致福常采用多声部与多视角，辅以插叙、倒叙与意识流，使小说时间结构呈现出碎片化、多重性。这不仅是形式的技巧，更体现了他对记忆与主体性的深度理解。他笔下的时间并非线性推进，而是不断被回忆与幻象所打断，构成人物心理困境与历史断裂的象征性图景。《雷电波尔卡》《空巷》《杏树》等作品中的时间折叠，反映了人物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认知撕裂，其叙述策略与弗洛伊德所说的“记忆的重组”密切呼应。

　　这种时间与记忆的扭曲，进一步延伸为对“空间”的隐喻化处理。刘致福赋予空间以心理和社会象征：机关院落、病房、城市街巷和山林村落，不再是单纯的场景，而是角色身份、意识状态与社会关系的投影。《山歌》《大水》中的山林空间既是退隐也是焦灼的心理地带；《恋歌》《医院》《空巷》中的城市与制度空间则体现异化与压抑，构成角色心灵困顿的封闭回路。这些象征性空间，使刘致福的小说兼具现实写实性与心理精神性。

　　幻觉、梦境与断裂记忆的频繁出现，是他小说中的另一突出特征。这些心理幻象并非对现实的逃避，而是内化于人物记忆与情感结构之中，与现实交织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精神迷宫。譬如《晕眩》《油画》中的幻觉，既是创伤后的回声，也是个体难以承受的历史感与伦理焦灼的象征。幻觉由此成为表达精神裂变的文学路径，也反映出刘致福对于现代人“心魔”与社会机制交织关系的深度关注。

　　更为根本的，是刘致福始终以一种历史意识为小说赋形。他笔下的人物横跨共和国数十年变迁，却鲜有宏大叙事的姿态。小说中的历史常常不被直接书写，而是以记忆的断片、语气的变调与空间的重构呈现。这种微观化历史表达，是对“大历史”书写的一种背刺与反哺。《出岛记》《落霞》《涧》等作品中，人物身上都潜伏着未能清算的历史债务，其内心创伤即来源于被遮蔽的精神遗产。在这一点上，刘致福的“沉静之力”不是逃避历史，而是在静默中积蓄表达的韧性，寻找一种更为深切、更具人文温度的历史编撰方式。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心理小说，而是一种“伦理—精神”的现实主义创作。他既警惕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抹杀，也不沉溺于主观感伤的哀怨独白，而是在社会结构、历史记忆与人性幽微之间建立一个稳定而丰富的叙事现场。他不制造神话，也不拆解神话，而是在非神话化的冷峻现实中，揭示人生的灰色地带——既非光明磊落，也非彻底崩坏，而是充满裂痕的挣扎之境。

　　如果说刘致福的小说中充满了哀伤，那是一种“有节制的哀伤”；如果说他的叙述中隐含着反思，那是一种“低声的诘问”——无需高声呼号，却能在细微处引发震颤。他不试图去解答问题，而是努力呈现问题本身的复杂与纠缠。他让读者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在那里，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个人与时代、记忆与遗忘、存在与意义之间的悖论关系。那是一种无声的召唤——从文本深处传来，不急不躁，却久久回响。最终，他所完成的，是一种建立在审慎观察、伦理自觉与语言节制基础上的现代书写，一种在沉默中抵抗虚无、在压抑中惊醒灵魂的钝重文本。它不以锋利的刀刃刺破表象，而是像坚硬的石块，直击读者的心灵，带来持久而深远的震撼。

　　刘致福《云端的光亮》书籍展示

　　结语：从《山歌》到《大红的歌唱》

　　——沉默中的诗意回响

　　刘致福开始发表小说的1986年，正值新时期文学发生结构性裂变的关键节点。

　　刘致福早期的创作，正孕育于这样一个能量暴涨的文学现场。他的作品既镂刻着转型期“影响的焦虑”，也隐含着走向九十年代文学的某种先声。这种“分流—转型”的历史进程，并非喧嚣中的剧烈断裂，而是在持续涌动中悄然完成了文学版图的重绘。刘致福，正是这场变迁中隐匿而清醒的参与者。他并未曾刻意追赶文学潮流，而是扎根齐鲁城乡，抒情传统与先锋意识兼收并蓄，涵养了一种外冷内热的美学气质。所以他早期的作品既与峻青、萧平、张炜、莫言等前辈作家共筑山东叙事的抒情谱系，又为常被视为“保守”的鲁军注入了难得的先锋活力。他善于在日常细节中捕捉现实幽影，以“温润的锋芒”照亮人性幽微与社会边缘；其笔触柔韧却拒绝妥协，为当代文学的诗性书写拓展了新的可能。面对齐鲁地域与写作传统的厚重遗产，刘致福既不依附主流叙事，也不甘于忝陪末座。他“低声但不沉默”，用沉静而有力的叙事，开辟了一条远离中心却始终饱含张力的写作路径。

　　近年来，刘致福以一系列聚焦童年记忆的作品重返文坛，开启了更为深广的艺术探索。短篇《大红的歌唱》（《山东文学》2025年第3期）便极具寓意：哪怕是一只公鸡，也可以逃避献祭，甚至起死回生。这位几近殒没却终以一声鸣唱回应命运的“大红”，既是个体存在的象征，也映照出作家沉潜多年后的重新发声。它不仅隐喻文学主体的复归，更传递出一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回响：对毁灭的拒斥、对尊严的守护、对希望的吁求。

　　从《山歌》到《大红的歌唱》，刘致福始终关注那些在生活中孤立失声的人——他们沉默、隐忍，却并不放弃内在的坚持。他以克制而富有诗意的叙述，为这些被忽视的个体赋予坚实的形象与持续的呼声。在《大红的歌唱》中，这种表达更趋纯粹：情感内敛、结构简洁，却层次分明，呈现出一种经由记忆唤醒的自省与审美蜕变。

　　刘致福的“归来”，不是风格的重复，而是一次向内探寻、向上跃升的艺术进化。他将早年对人性幽微、命运无常的感知，融入更具象征意味的文本结构中；借由个体记忆，折射出社会、历史与精神的千沟万壑。他的笔触沉静而练达，低调却力透纸背，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温暖的光亮——不是振臂高呼，而是悉心关照；不是金刚怒目，而是润物无声。

　　更重要的，是在对苦难与裂痕的悲剧性描摹之中，刘致福从未降低精神的向度。在幻觉与记忆、空间与伦理、苦难与存在的交汇处，他开凿出一条求索的阶梯，使人在激流之中总有向上的寄望。他的小说并不回避创伤，但始终未曾放弃疗救；他既关注现实的沉重，又不乏对善与美的执着探求。他笔下的世界，即便阴翳密布，也有人在踽踽前行，有人为尊严而歌唱。这位不再沉默的巴托比，以更坚定而多声部的叙述，奏响了一曲不求喝彩却直抵人心的大歌。

　　（本文原题为《赵月斌|刘致福小说论》，选自《百家评论》2025年第5期，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百家评论编辑部）

　　山歌作者：刘致福 著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出版时间：2022-10

　　《山歌》是刘致福短篇小说集，收录有《油画》《寻找惠兰》《大水》《落英缤纷》《秋雾》等29篇小说，作者善于通过对乡村、学校、都市、机构、军队等各类场域和人物在平凡生活及情感纠葛的描写，展示历史时代背景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勾勒人物的个性和命运。小说人物形象鲜活生动，语言灵透独具特色，尤其是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塑造给人很深刻的印象。作品写作风格灵活，既有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也有荒诞的玄幻色彩，交融汇合在一起，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魅力。

　　云端的光亮作者：刘致福 著出版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25-07

　　《云端的光亮》是刘致福散文创作三十余年的精粹选本，是用真情浇灌出大情大爱的人生诗篇。收录有八十多篇散文作品，分为六辑——“吾乡吾土”“楸树与木槿花”“那些乡野的精灵”“阿罗哈”“云端的光亮”“开镰有益”。书中作品横跨多个主题领域，从童年记忆的诗意勾沉到故土乡情的深情眷恋，从对故人亲人的绵长思念到旅途所见的哲思感悟，从对文朋诗友的真情漫记再到人生甘苦的深刻省思，每一篇都充满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深邃的思想内涵。作者善于从平凡小事和细节切入，创新运用小说白描叙事与诗歌意象表达，以小见大、发微述深，内容丰富、意蕴幽邃、语言精美、诗意浓郁，艺术性、可读性俱佳。

　　赵月斌，批评家、作家。曾出版《沉疴》《张炜论》《迎向诗意的逆光》等文学和学术著作多部。曾荣获泰山文艺奖、刘勰文艺评论奖等奖项，入选“齐鲁文化英才”。现任《山东文学》执行主编。

　　刘致福，山东威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小说选刊》《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儿童文学》《少年文艺》《万松浦》《山东文学》《时代文学》等文学期刊。出版小说集、散文集部。曾获《山东文学》优秀小说奖、丰子恺散文奖、刘勰散文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多篇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语文读本和高考、中考模拟试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