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娟追星13年，追到家破人亡，自然就追成了个举国争说。事情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一切都在吊诡之中，趁早清算一下这“追星”乱账，无论对于依然迷乱着的杨兰娟母女，还是对于同样迷乱着或者有可能也会迷乱的“张丽娟”、“王丽娟”们，都当具有不可低估的社会意义。《谁导演了追星悲剧》和《杨丽娟追星悲剧的心理切片》正是这样的切题之作(4月4日《中国青年报》)。
杨兰娟从香港回到兰州，兰州媒体只是轻描淡写报道其母女返兰消息，一改前些时日的狂热气氛。最早披露这一事件的兰州某媒体，刊发了“健康追星倡议书”之后，就再未做任何跟进报道(4月2日中国新闻网)。从广州返回兰州时随行“记者团”多达10余人，但到杨家母女要赴京再去香港时，身边的记者只剩了两人；杨丽娟得到好心人的资助，再次赴港的理由，也成了“把爸爸接回来”，而不是再会刘德华：这样的清醒，无疑得益于公众与媒体的良知与责任。网民一开始就从杨家三人的表现中，感觉到他们行为与心理极不正常，媒体对杨家旧事的追踪，以及来自杨家邻居与旧友的访谈，更印证了这样的猜测，“追星”这样一个娱乐性的话题，终于变得沉重和苦涩起来。
要知道，如果仅仅是“追星”，追到夜不成寐、茶饭不香是一种追，追到十三年不读书、不工作、不谈婚论嫁，又何尝不是一种追？只要这里面没有行为的异样与心理的反常，没有损及社会、伤及邻居、累及家人，都当视作一种个人的选择，理应得到理解与尊重。如果仅仅是“追星”，买满屋子的海报是一种追，买天价的入场券是一种追，卖掉房子跟着明星的演出路线走也是一种追……要是杨家有足够的家财，杨丽娟的“追星”，充其量只是轶事、趣事，甚至会是雅事。问题恰恰是杨丽娟的“追星”和父母所给予的支持，有着太多行为的异样与心理的反常。特别遗憾的是，早在两年前，杨父要为女儿“追星”而卖肾的时候，就有心理医生注意到杨丽娟，并且走进了杨家，发现了异常。但此后的公众在媒体的引导下，依然一如既往地视之为“追星”闹剧，依然热衷于制造闹剧，依然乐于引导公众乐呵呵地看这场热闹。直到杨父滔海而亡，许多乐开了的嘴，才惊愕得久久合不拢来。即便如此了，依然还有媒体要将下文继续当作“追星”的戏来唱，用有些网民激愤的话说，只要杨母没死，杨丽娟没死，这个戏就不会完。因此，在追究谁制造了“追星悲剧”的时候，媒体难辞其咎。
现在有充分的迹象可以证明，杨丽娟遭遇的，并非“追星悲剧”；从中可以得到的启示，也不是如何“理智追星”。因为就“追星”而言，从无星可追，到群星乱追，无论怎么说，都该是时代走向开放、生活趋于多样的一种进步。没有理由就因一个杨丽娟，将“追星族”妖魔化。看起来杨丽娟是“追星”追到家破人亡，其实，真要是行为异样，不“追星”可以追别的；真要是心理反常，不迷杨德华会迷别人。所以说，杨丽娟的家破人亡，其实与追星无关，与杨德华无关。真正有关的，很可能是公众如何对待精神疾病不断增多的现实；如何及时发现抑郁症、妄想症之类的患者，并及时给予正确有效的疗救；尤其是当整个家庭陷入精神疾病的泥淖无以自拔的时候，如何能及时得到社会正确的呵护与救助，而不是以同情的名义推波助澜。要知道，目前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超过了心血管疾病，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2月25日《中国青年报》)。而当年制造石家庄特大爆炸案的靳如超，去年制造汉阴特大凶杀案的邱兴华，都曾被怀疑是有心理疾病的。如果误将这样明显的“钟情狂想症”和近似全家催眠的“家庭共病”现象简单地视作“追星”闹剧，对真正的精神病痛，整个社会的神经末梢表现极度的感觉迟钝，则不仅杨父滔海的悲剧难免重演，很难预料会不会酿出更大的祸患。
当务之急，是如何尽早给杨家母女以应有的心理干预，进而建立社会的心理干预机制。若从民生的意义看“追星”，能够“健康追星”，肯定是衣食无忧的一种进步。一个合理的社会，要解决的首先是温饱，没有比疗饥御寒更重要的民生；再要解决的，就该是生理疾病的医疗保障，这是温饱之后的民生福利；而更高境界的民生关注，则必将落在心理健康上。没有心理和谐，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这才是杨丽娟“追星悲剧”，所应有的社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