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刘兰芳
▲侯耀文（左，１９４８—２００７）说：“我受的相声教育是最高等的教育了，因为我守着那么一个爹。”
去年底马季去世后，１２月２９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采访结束时，侯耀文握着记者的手说了一句话，现在想来像是谶言：“从来没对媒体说过这么多的话，希望能跟你建立长久的关系，没事儿去我那儿玩。你们要关心相声就要真正关心，不能等到死了人才关心。”
在那次采访中，侯耀文曾对记者说：“就我个人性情来说，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在长达三个小时的访问中，侯耀文回答了很多问题，也披露了他的个人心迹。
□夏 榆
侯耀文有一次访问日本，在电梯里跟人发生争执。
“好多人在跟我说话，找我签字，两个日本人看着我问翻译：‘这是什么人？’翻译就告诉他：‘漫才俳优，中国的相声演员。’日本把演员分为三级，一个是漫才俳优（相声演员），然后是漫才家，最后是漫才师。我是学日语的，我告诉他：‘不对。我是中国第一漫才师，我是中国相声师第一。’”
“中国相声师第一”，与其说是侯耀文的自我认定，不如说是他内心的一个目标。因为出身“侯门”，他就有了“侯门”对于相声艺术的标准和要求。
■当侯宝林儿子
侯耀文性格内向，只要下了舞台，他就愿意安静着
说四十年在舞台历练的侯耀文性格内向，很多人会诧异，但他说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只要下了舞台，他就愿意安静着：“从小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相信不相信，我们说相声的人，凑到一块儿，我居然能觉得乱，我会自个儿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呆着去。”
小学三年级，我在东单一个公园里边玩。赶上长春杂技团在那儿演戏，搭一个大棚演杂技，当时看完杂技，我差点跟人跑了。那时我就想练杂技去，反正不管干什么，总想自个儿离开家。
小的时候，我出去人家就都知道我是谁。这有好处，但更多的是压力。特别是从事相声专业之后就坏了，见面就是——你得好好跟你爸学呀，你得想法超过你爸——这就不敢点头了。
相声是我偷着学的。当年，凡是外地进京的相声演员，没有不到侯家去的，只要人家来，在我们家吃完饭，我就搬一个小板凳坐在门口听人家聊天，所以从小就很了解相声。
我是１９６０年开始说相声的，１９６５年参加工作。当时父亲很不愿意我那么早参加工作。他特别希望我们能够认认真真读几年书。他对文化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带研究生，他从他那个高度来看相声这个专业。所以也算叛逆了一回——我就是没听话，很早很早就工作了。后来也一直没上大学，所有东西都是后来自己学的。
我考铁路文工团的时候，来了四十多个孩子。我唱了首《北京的金山上》，还说了段快板。人家说，你不行，你结巴，去那边等着去吧。
当时学校里一起说相声的搭档来考相声演员，所以他应考时必须带着我。表演完了，一位指导员说，就那孩子了，哪儿去了那个孩子？
我那会儿晒得跟黑贼似的，天天打篮球，穿着小背心小裤衩。我自个儿还找呢。
人家说别找了，就是你，你姓什么？我姓侯。
你们家有干这个的吗？有。
姓什么？我说这不废话吗？当然也姓侯啊。
在哪个单位？广播说唱团。
你爸是谁？我爸是侯宝林。
哎呀，你不早说，就这样了，就是你了。
我爸不同意。团里去要人，让我爸给蹶出来三回。但最后架不住磨，还是答应了。
我跟我爸的感情一直很好，我爸病的时候，得胃癌做完手术，什么都吃不了了，我说你想吃什么？他说想吃冰激凌。我当时想最好的冰激凌就在友谊商店那儿。我说好吧，我从三○一医院出来，开车到友谊商店，８块钱还是１６块钱一个球儿，忘了，反正我买了一盒。当时是冬天最冷的时候，我还是怕冰激凌化了，就把车顶打开，把暖风关了，冻得我连方向盘都快把不住了，从友谊商店一直开回医院。我说您吃吧，他问我多少钱一个，我说了价钱。他说太贵了。我爸是挣大钱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挥霍。
■坐火车就是休息
铁路职工看见他就跟看见亲人似的
６月２４日，中国铁路文工团副团长孟卫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１９６５年到铁路文工团工作，四十多年来，侯耀文一直在跑。每年最多的时候，他下地方和基层演出有上百场，中国十八个铁路局，没有他没去过的地方，铁路职工看见他就跟看见亲人似的。”
“侯耀文治丧委员会”为方便侯耀文的热爱者表达挽悼之情，特别设立了吊唁电话。
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在半天的时间就接到五百多人的吊唁，很多人是哽咽着表达自己的心情的。“有一女孩儿，二十多岁，她说她是听着侯耀文的相声长大的，她的话让我们还真不敢相信。”
“坐火车就是睡觉。在车上晃里晃荡的习惯了。我在铁路４０年了，现在有时候在家不晃荡还不行了。最累的时候，累到什么程度呢？我有胃病，胃病检查之后，居然是阳性，就是癌症，所幸我父亲给我吃一种药给治好了。”
打我到铁路文工团工作，我就老往下边跑。铁路局、分局，还有工厂、农村，去的地方数不过来了。
相声艺术家也要有历史感，在舞台上这一会儿，由观众评论；人的整个一生，要由历史评定。
对相声艺术家的评定不归媒体评论，也不归上级领导。归观众吗？观众喜欢你，但是观众丢弃你的时候也毫不吝惜。
我父亲是在过去的时代成就自己的，他和我们有几个不同，一是历史时期不同，二是个人能力不同。人都生活在历史的大环境里，你不可能逃脱，也不可能回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受到历史的制约。
虽然我们每一代人所从事的专业是一样的，但是性质有所变化，内容有所变化，标准也有所变化。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赶上历史变革时期，１９４９年是一条线，那会儿国家的要求、政治的要求、民众的要求，民众对相声的认识、欣赏的水准，都和我们今天不一样。
但是一个好的相声演员的标准基本相似，我父亲讲，相声行业内的五个家是单项的———要想成为“大师”，就要具备另外五家：文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外交家，还有就是杂家。
一个相声演员，你喜欢他可以，甚至再严重一点，推崇他也可以，但是不要册封他。要给他时间，给他空间。我父亲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推崇的、公认的领军人物，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他没有把这个专业作为他自己名利的阶梯，他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事业，这是将来检验我们这些人成败的一个标准。 本版稿件均据《南方周末》
陈凤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