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蔡明亮与影迷分享自己的创作历程。记者 和冠欣摄

　　从电影院到美术馆，从拍小众影片到拍更小众的影片，台湾电影导演蔡明亮似乎一直率性而为。昨天，第九届北影节系列活动之一——“漫步无人之境”蔡明亮大师班在高晓松创办的文创空间“晓岛”举行。不需要主持人，不需要对谈嘉宾，蔡明亮就这样一个人“hold住全场”，讲了足足九十分钟。这几年，他将展示作品的场所放在美术馆，他说，自己不会等待观众，因为他已经往前走了。

　　“昨天半夜我一直在想我卖票的事情，有点像老妈妈在街头卖玉兰花的感觉。”大师班一开始，蔡明亮首先讲述了自己此前十多年来走上台湾街头，一张一张兜售电影票的经历。这位名导的作品虽然在国际电影节上屡获大奖，但因为剧情闷、节奏慢，票房一直不好。因此，每当作品上映前，他都会和主创一起开着贴满电影宣传广告的车，走遍全台湾，一张一张卖票。直到卖出一万张，影院才会给他的电影安排两个星期的排片。

　　如何看待市场，是每个文艺片导演都会被媒体问到的问题，有的导演表示不在乎，有的导演或委婉或激动地诉苦。蔡明亮的态度则一如既往地耿直：“我通常不太看市场，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总是不停被问。不管怎么样，电影都还是会有人拍。艺术片怎么生存，是观众的问题——观众属性好不好，有没有偏失。有人觉得看电影就是娱乐，看我的作品会睡着，或者看不懂。你也不能说他不对，是整个大环境造就了这样的状态，决定了观众的属性和素质。”蔡明亮称自己还算幸运，他认为艺术片要想办法开拓市场，眼界不要太高，“不要想要那么多钱或者掌声”。他也呼吁大家不要老是谈市场、谈生存，应该多谈谈作品和创作。

　　其实，从2013年的《郊游》起，蔡明亮就开始告别电影院，转而将作品的展示放在美术馆。对于这样的选择，有人认为他是在进行电影革新实验；也有人质疑：“不在电影院放映的影像，还能叫电影吗？”

　　论坛现场，蔡明亮将自己这几年从电影院转战美术馆的心得娓娓道来。他说，十几年街头卖票的经历不仅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且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本来以为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回头客”，结果每次来的都是一拨新的观众。“有的观众说是我的‘铁粉’，但是越来越看不下去我的作品。”蔡明亮说，曾经有位教授观众给他出主意，让他换演员、在电影里放点好听的音乐，这样才有人看得下去，“每次听到这些建议，我就特别火，觉得这种同情不该有，他们不该这样看事情。要你迎合、姑息、改变——你会要求你的小孩子妥协吗？”

　　曾经有位观众质问蔡明亮，为什么不能做回以前那样的作品？他回复：“因为我不能等你。这是我的路，我已经往前走了。前面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就像生活一样，一直往前，但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想要改变观众，是蔡明亮投身美术馆的原因。在他看来，年长的观众也许已经很难改变，但他可以从小朋友开始，提供一个耳濡目染的环境。“欧洲的美术馆里不仅有学生、年轻人，也有老人，受众是全面性的。艺术片在欧洲也一样，老中青都喜欢看，没有太多偏失。但整个亚洲都是偏失的，观众缺乏长期的视觉美学训练，看电影只想看剧情或故事。”

　　“当放映不是发生在戏院而是在美术馆，会出现很多变化。忽然间，大家看我的电影，不觉得闷了，不觉得长了，也不在乎睡着，变得很自由。”蔡明亮说，观看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可以由作者来主导。

　　时间也是蔡明亮作品中经常表达的元素和主题。当被观众问及如何处理“时间”时，蔡明亮也顺带回答了为什么一直用李康生为主演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为什么一直拍他，跟他的身体有关系，因为我只想拍他，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时间，可以跟时间吵架、挣扎。”在蔡明亮的镜头里，李康生从《青少年哪吒》里那个14岁少年变成了现在的大叔，时间在他的脸上、身上留下了有迹可循的烙印。蔡明亮说，“你会发现，没有任何办法对抗时间，这是生命的自然状态。直到拍到了我才意识到，我是在拍时间。”本报记者 袁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