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问答录

2018-10-31 10:50:57 来源: 北京青年报 作者:

  金庸问答录

  ■关于传统文化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关于欧美文学和中国新文学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关于自己的小说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文/严家炎

  (摘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严家炎著《金庸小说论稿》,编者对原文有删减并拟小标题)

  ▲2004年8月12日,北青报记者在金庸先生办公室采访时,看到房间摆放了一把剑,便问了一句:“您会武术吗?”老人哈哈大笑着拿过了剑,摇摇头。于是有了这个精彩瞬间。摄影/本报记者 崔峻

  旁白

  金庸比许多新文学家更像中国“读书人”

  现代文学史上,如此有个人魅力,不靠后台,而能红透半边天,且持续这么长时间,实在是个奇迹。单凭这一点,也都值得研究者持续关注。近日审读“我与金庸”全球华人散文征文奖稿件,不出意料,绝大多数出自年长者之手。深情款款地讲述自己与武侠小说一起成长的经验,既感谢作家金庸,更怀念意气风发、飞扬跋扈的青春岁月。这让我对金庸为代表的游侠想象,又多了几分理解。

  这里提“游侠想象”而不是“武侠小说”,那是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撰写《千古文人侠客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初版,日后有好多版本),从司马迁一直说到金庸,兼及史传、诗文、戏曲、小说等,注重的是“情怀”而非“技艺”。两年多前,我甚至应邀撰写《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开篇就是:“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中国人的理想境界是‘少年游侠、中年游宦、晚年游仙’。少年时代的独立不羁、纵横四海,是很多人所盼望的。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侠’跟打斗本领没有直接关系,也不见得非‘快意恩仇’不可。这更像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愿望与情怀。”(《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若此说成立,即便“天下”永远“太平”,也都有游侠“长剑横九野,高冠拂玄穹”的存在价值。

  从九十年代中期起,我有不少接触查良镛先生的机会,甚至还曾在浙江大学与之合招博士生(虽不成功),但总是敬而远之。一是年龄及地位悬殊,不敢谬称知己;二是我的老师王瑶先生曾告诫,不要跟研究对象走得太近,以免影响自己的学术判断。第三则纯属私心——我心目中的大侠,连同大侠的创造者,都应该有某种神秘感,最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遥望可以,细察则不必。

  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小说家,无论你如何“特立独行”,怎样“性情中人”,也都有世俗的一面。作为读者,尤其是对“千古文人侠客梦”情有独钟的读者,最好保持那个美好的记忆。基于此判断,我主动放弃了进一步接近“大侠”的机会。直到今天,还是认定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

  重读旧文,有两句话可以略为引申。第一句是:“在我眼中,查先生是个有政治抱负的小说家。”这里包含两个关键词,一是“政治抱负”,二是“小说家”。金庸不喜欢人家称他是“著名武侠小说家”,因为,这等于降格以求,只承认你在“武侠”这一类型小说中的价值及地位。我同意金庸的意见,应该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中谈论金庸——其学养、想象力及语言功夫,都值得大说特说。至于“政治抱负”,主要指《明报》事业。那两万篇社评与政论,使金庸与无数武侠小说家拉开了距离。我甚至称:“倘若有一天,《查良镛政论集》出版,将其与《金庸作品集》参照阅读,我们方能真正理解查先生的抱负与情怀。”将查良镛的政论与金庸的武侠小说对读,这可是要下死功夫的,不知道现在的研究者有无这种耐心。

  第二句是:“不只是具体的学识,甚至包括气质、教养与趣味,金庸都比许多新文学家显得更像传统中国的‘读书人’。”在我心目中,“博雅”与“通达”,乃传统中国读书人的最大特征。在这方面,大学里专治文史的名教授,也都不见得能在查先生面前昂首阔步。

  好的小说家,一般都特能洞察人心。看透世态人情的结果,有三种可能性:或居高临下的傲慢,或普度众生的慈悲,或愤世嫉俗的绝望。

  不止一次见到这样温馨的场面:演讲结束,热情的读者捧着书要求签名,金庸很配合,问人家叫什么名字,顺手写两句勉励语或俏皮话。在那么疲劳的状态下,始终保持笑容,且变换笔调为读者题词,是需要情感及智慧的。这在早年是为了推销作品,如今名满天下,根本用不着讨好一般读者,可金庸还是那么认真,丝毫没有懈怠,一笔一画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着实让我感动。真希望有哪位好事之徒在网上发起,让获得过金庸签名的普通读者晒晒照片,那些五花八门、体贴入微而又暗藏机锋的题词,会让后辈汗颜且欣羡不已的。文/陈平原 2016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编者注:本文刊登时有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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