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偷家族》就像一把手术刀，不露痕迹、不疾不徐地切开了日本社会的横断面。

　　影片动人却不煽情，收起锋芒的它直接叩问心灵：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家”？所有人都听到了，却在走出影院后久久都难有答案。

　　日本电影 《小偷家族》上映第四天，中国票房冲上5800万元，虽不能跟一票儿 “爆款”影片相比，但作为一个纯粹的作者电影、一部彻彻底底的文艺片，这样的票房成绩实属不易。从上周日的早场 （8点 40分)，多家影院里几乎满座；大光明影院出现好几场提前售罄来看， 《小偷家族》的口碑效应还在慢慢升级。

　　拥有家人的人舍弃家人；无法拥有家人的人渴望家人，仅仅是看了个开头，已足够有张力。一直到影片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才知道前面其乐融融的一家人，原来并无血缘关系。讽刺的是，这个临时家庭成员间玩的 “家族游戏”，比真的家人更像一家人。

　　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曾说 “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都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是的，开车需要考驾照，教书需要教师证，行医需要医师资格证，建筑师需要建筑师证，律师需要律师证……而这世间唯独做父母是不需要考试的。没有人会给一对爸妈测验能力、资格、耐心……而明明，为人父母是世界上最考验个人、最需要学习的事情。

　　片中，临时家庭里的 “母亲”信代从背后搂住由里的镜头，成为了前70分钟的高光时刻。这个一开始坚决不接受小女孩的妈，有着底层生活的逻辑——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在这个穷得只能靠外出偷盗的家里，女主人需要绝对的理性。然而，在一段共同生活之后，信代最终却愿意为保护捡来的 “女儿”牺牲赖以生存的洗衣房工作。

　　中川雅也饰演的 “父亲”，是个“除了教孩子偷窃，别的什么都教不了”的父亲。但他也是个心疼孩子、渴望家庭的男人，一个为了拐来的“儿子”祥太能喊自己一声 “爸爸”而努力的人。这样出现在几位家人身上的双重悖反，其实彼此并不矛盾。

　　一直以来，是枝裕和是一个喜欢聚焦人物心理的细腻导演，他的作品里总能见到一个人物身上多样化的人性特点。被遗弃的老人、有前科的夫妇、私自离家的少女、被父母虐待的女孩，就算看上去并无忧虑的男孩，幼年被拐的 “原罪”也是深重的， 《小偷家族》里组成临时家庭的每个人背后都有一道抹不去的伤痕。在这部2小时的影片中，可以看到日本社会底层人生活不易不堪的一面，可若要拿安藤樱饰演的母亲和由里的亲生母亲做对比，抑或是拿中川雅也饰演的父亲和剧中奶奶的前夫、莎香的原生家庭的父亲做对比的话，又可以看到，拥有人生污点的他们人性中的闪光。

　　这群傻瓜，是彼此的诱拐者。这个连爱都是 “偷”来的临时家庭，是现实里的丧家之犬，却成为了彼此的家人。

　　然而，这种不稳固的关系自有它的命运。在一家人围坐一起观看烟花的场景里，导演并没有把烟花拍出来，这个处理暗藏深意——在东京被遗忘的角落里，高楼间的破落平房是看不到烟花的，人们能听到的只是烟花燃放的声响，看到的是被高楼割裂的天空而已。

　　这个家庭的最终瓦解，成为了影片的高潮。表面上看是祥太一次失败的偷窃把 “掩埋”的一切曝光了，深层次的原因则是男孩对社会价值的探寻：在这样一个以偷窃为生的环境里，男孩意外从外界获取了向善的信息。或许是杂货店爷爷的善良宽容 （发现孩子偷东西不仅没举报责罚，反而送上冷饮），让他开始意识到 “偷东西是不对的”，当妹妹要走上他的老路时，祥太决定与自己的过去决裂。

　　“我是故意被抓住的！”这是他到最后才透露的秘密，但这举动实际上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家人之爱，正如深陷牢狱的 “母亲”信代所意识到的那样：血缘也好，养育也好，都无法成为家人间的羁绊，真正的羁绊是在放手的那一刻得以显现。

　　《小偷家族》就像一把手术刀，不露痕迹、不疾不徐地切开了日本社会的横断面。人人都有自己对世界的认知、感受，也有无法解决的困惑，这是导演洞察生活和人性后发出的叹息。动人却不煽情，收起锋芒的它在直接叩问心灵：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想要的 “家”？所有人都听到了，却在走出影院后久久都难有答案。 ■本报记者 陈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