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奕宸

　　反特题材电视剧《暗夜与黎明》围绕新中国第一代人民公安与国民党潜伏特务两大“正邪力量”的对抗展开，讲述了公安人在上海解放初期开展的反特工作，表现了林少白等“旧警察”的个人成长与精神蜕变。

　　反特剧的象征含义与现实意义

　　纵观全剧，不难发现剧名中的“暗夜”与“黎明”不仅隐含着丰富的意蕴，还有对个体与社会的双重象征。

　　一方面是林少白与徐巍这一对生死兄弟的命运走向。林、徐二人同为民国时期的“旧警察”，但他们最初都不愿与国民党腐败势力同流合污，努力追寻自己心目中的警察理想，梦想着“做这座城市的铜墙铁壁”。然而，当上海解放之后，两人在背道而驰的路上越走越远——林少白重拾信仰加入人民公安，徐巍因曾经的污点陷入困境，成了一名特务。由此，林少白跟随着日光走向黎明，而徐巍则一步踏错堕入暗夜。另一方面是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前途命运。电视剧的前部分，展现了国民党统治下民生凋敝、经济崩溃的上海，这种如暗夜般的日子与解放后平静祥和的新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中华民族由暗夜走向黎明的艰难历程。

　　本剧还反映了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国社会的不同境遇。旧社会的“狼狗警察”无恶不作，草菅人命，新社会的人民公安则深切关注人民权益；国民党撤离时烧杀抢掠，大兴破坏之风，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却“入沪不入户”，尽得民心；军统内部钩心斗角，争权夺利，人民公安则严守纪律，齐心协力……以上种种对比都在剧中得到呈现，从多个维度彰显了共产党取得政权的必然性，弘扬了爱国爱党的主旋律。

　　从类型看，“反特片”是对1949年以来我国谍战影像的命名，也是“政治色彩最浓的命名”。正如学者陈琦所指出的，“《无形的战线》（1949）、《人民的巨掌》（1950）等第一批反特片的出现，响应了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需求,为反特工作提供了直观的范本，起到了极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国家安全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反特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一环。即使在和平发展的今天，特务、间谍依旧游走于各个国家，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暗夜与黎明》等反特片的制播，既能借助敌我对比来激发观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又能支持新时代的反特工作，贯彻国家安全观，有效提高社会公众维护国家安全的意识。

　　成长型叙事与人物群像刻画

　　在当下的影视剧市场中，“成长型叙事”频繁出现在各种题材的作品里，逐渐成为一种创作范式。在这类成长故事里，如何展现人物在转变过程中的心理变化和精神蜕变，是创作者需要重点思考与着墨的内容。在这一方面，《暗夜与黎明》中对主角形象转变的处理可谓纯熟：林少白“由暗入明”的过程有着充分的内在动机，性格、处事方式的转变亦不乏相关事件的推动。一方面，在民国时期，林少白便与狐假虎威、恶贯满盈的同事、领导不同，他一向立志做一个惩恶扬善的好警察，哪怕一时被黑暗裹挟也坚决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在与路正阳、虎子等“新公安”的交往过程中，林少白业已崩塌的警察信仰逐渐得到重建，找到了人生的价值所在。由此，人物变化的原因和契机得以确定。同时，当林少白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时，某些细节也展现了他过去无意沾染的一些坏习气，如办案时违反组织纪律、审讯时对犯人刑讯逼供等，这些细节使人物的形象更为丰满立体，也为主角的成长与蜕变创设了空间，使人物转变的过程更合逻辑。

　　除了对主角成长过程的关注，《暗夜与黎明》还刻画了丰富饱满的人物群像，为每个人物的抉择与命运都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既使人物刻画不落入脸谱化的窠臼，又生动反映了人性的斑驳。比如，徐巍因对妻儿的爱而堕落为“鹰隼”，又因人性深处的良善而最终选择舍生取义；“老陈”作为“林鸱”潜伏在我党内部，多次向伯劳出卖情报，最后因对恩人的愧疚而弃暗投明……电视剧将这些“反派”放置于两难抉择的处境中，着力探寻人性的幽微，赋予这些角色真实且感人的人物弧光。此外，与部分反特剧将反派“强行降智”不同，剧中以伯劳为代表的特务有着严谨缜密的行事逻辑和不择手段的破坏行动力，屡次危害上海的社会治安，与我党公安可谓棋逢对手。这使得剧情更有戏剧张力和可信度，也让观众得以管窥真正的“正邪较量”。

　　与某些套着谍战、反特外衣的偶像恋爱剧相比，本剧弱化了人物的感情线，致力于让情感服膺于剧情。无论是林少白与金妍之间微妙的情愫，还是肖云对伯劳无法言说的感情，都得到了恰到好处的呈现。不过，本剧也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情节看，作为公安重点怀疑对象，伯劳多次组织行动却依旧未被发现，直到最后才因“老陈”认罪而暴露身份，未免有“反派光辉”之嫌；从演绎看，剧中部分青年演员的演技或木讷，或浮夸，也受到不少观众诟病。

　　反特剧如何在新时代绽放出精彩的火花，如何回应当下社会及大众关注的种种议题，如何突破同类题材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顽瘴痼疾”，这些都是影视剧创作者亟须考虑的问题。客观地说，《暗黑与黎明》对“反特”题材剧创作的出路进行了新的探索，是一次积极的尝试。（陶奕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