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剧照。

近日，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在全国点映，我和李唯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焦裕禄对我来说，又亲切又熟悉又陌生。亲切，是自打我记事起，就经常听到大人们谈到焦裕禄；熟悉，是因为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91年版电影《焦裕禄》，到后来的电视剧、戏剧等，这些文艺作品让我逐渐了解焦裕禄的生平事迹，他似乎是一个我已经认识很久的人；陌生，是因为自己又只是一个旁观者，并没有真正走进他的世界。

用半个多世纪认识一位好人

我对焦裕禄最初的记忆和一次广播、一份报纸联系在一起。那是在1966年，我11岁。家里有一个老式收音机，接触不太好，听广播时常断断续续。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和哥哥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他们一边听一边哭。而后，母亲拿回家一份《人民日报》，报纸上全文刊载了这篇通讯。我记得这一期报纸在家里保存了很久。那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还不太懂发生了什么。只记得母亲每次谈到焦裕禄时都说：“好干部、好人呐！”

1975年7月，我来到大连新金县瓦窝公社陈店大队，开始了知青生活。到了冬天，地冻得结结实实，一帮年轻人窝在一起过冬。其中一个人的父亲在图书馆工作，他有一个小木头箱子，里面装了不少书，从革命历史题材的《红旗飘飘》《星火燎原》到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等，都有。还有一本书是由几篇写英模人物的文章结集而成，其中就有以焦裕禄为主人公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已经是农民的我，对农村、农民开始有了一些感受和认识，下工后写小说，也有了一点艺术感觉。这时“遇到”这篇通讯，带给我很强的震动。焦裕禄的事迹本身很感人，长篇通讯也有独到的发现、独特的表达。《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文学性很强，细节充实，人物对话精彩。通讯里有几个细节让我最为感动。一个是在梁孙庄，焦裕禄看望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另一个细节是描写焦裕禄坐的藤椅。焦裕禄肝病越来越严重，为了止疼，他把一根硬东西的一头顶在藤椅的椅靠上，一头顶着肝部。时间久了，藤椅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通讯的最后描写老百姓给焦裕禄送行，也是朴实动人，让人落泪。这时的我，充分理解了小时候母亲常说的：“这是一个好人。”

重写焦裕禄：新的发现新的视角

如今，距离我“初识”焦裕禄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没想到我会直接面对他，要创作一部表现焦裕禄精神的电影剧本。我得做功课，得有新的发现。

焦裕禄女儿焦守云给了我厚厚一沓材料和一本书。这些内容大多来自她的母亲徐俊雅，真实可靠。我又和剧组去博山焦裕禄纪念馆、去焦裕禄当年在洛阳和兰考工作生活过的地方进行实地采访。渐渐地，随着挖掘到的素材越来越多，一个更为丰富的焦裕禄形象清晰起来，焦裕禄精神发展的历程也在我眼前展开。我知道，剧本可以动笔了。

“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凡事探求就里、“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的求实作风，“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焦裕禄精神有其生发、绵延的过程，不仅仅体现在他带着兰考百姓大干苦干的475天中。

焦裕禄是山东人，齐鲁文化孕育了他。他在山东博山和敌人做斗争，机智勇敢，那时的他就已经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的母亲对他影响也很大。就像影片中他娘对他说的：“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你要是个好人，天上那颗星就是亮的。”

那之后，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车间主任。洛矿时期进一步磨炼了焦裕禄的精神品格。我们在车间采访时，有工人说：“焦裕禄是大工匠。”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焦裕禄的这一面。他曾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进修、在大连起重机厂当实习车间主任。面对设备落后、经验不足等困难，焦裕禄带着洛矿工人成功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2.5米双筒提升机。研制期间，他天天在车间睡长条板凳。老工人对我们说：“焦裕禄为什么不在床上睡？他怕睡的时间长，耽误了进度。”这条长板凳有多窄？只能侧躺。一翻身，人就滚到地上醒过来，醒过来就起身接着干活儿。

这条长板凳到现在还留着。我看着板凳，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当年焦裕禄就是这样憋着一口气，带着大伙造出了外国人认为中国人不可能造出来的机器。

从在博山对敌斗争、在洛矿研制大型机械设备，到赴兰考“去三害”，焦裕禄敢挑重担、勇于临危受命的担当一脉相承。认识到这一点，我心里有数了：有理由重写焦裕禄，要把焦裕禄精神形成的历程更加完整地反映出来。

小说家李凖说过一句话：“你给我100个情节，不如给我两个细节。”创作中我也秉持这个方法。有时采访对象一句话带过的内容，你如果沉下身子去生活里、史料里淘洗，就会拂去尘埃，发现真金。在这次剧本创作中，焦裕禄有3句话很感动我。一处是地委书记找焦裕禄谈话，调他去兰考。地委书记说：“兰考36万人，有20多万在外逃荒。”焦裕禄说：“我去。”什么是好干部？这就是。在天大的困难面前不打退堂鼓。另一处是，焦裕禄说：“什么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就是一个卒子，什么事都得往前拱，拱到第一个！”还有一处是影片最后，焦裕禄临终前嘱咐子女：“你们长大了要做一个好人，眼睛里要看得见受苦人的眼泪。”我想，能够打动我的，也会打动观众。

在剧本中，我还想把焦裕禄丰富的精神世界表现出来。焦裕禄热爱文艺，演过歌剧男一号，他还会拉二胡、吹唢呐、跳舞。这些生动的色彩，我也写进了剧本。

还有许多“焦裕禄”，等待我们去书写

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半个多世纪过去，焦裕禄这个人物形象仍然如此深入人心？

我在博山焦裕禄纪念馆采访，看到很多年轻人认真地看、认真地倾听，眼里泛着泪花。在洛矿车间、在兰考，剧组所到之处，人们提起焦裕禄也常常热泪盈眶。他们其实已经不是那段往事的亲历者，为什么依然如此动情？在今天的兰考，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泡桐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人们亲切地把这棵泡桐称作“焦桐”。几乎每一个从它身边经过的人，都会深情地望一眼。在人们心中，这棵树代表的就是焦裕禄。焦裕禄精神的穿透力为什么如此强大，为什么一直在时光中闪闪发亮？

我认为，这是因为焦裕禄代表的是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百姓谁不爱好官？”百姓对党的认识，首先来自身边的共产党员。像焦裕禄这样的优秀共产党员，让人们对党的性质、党的宗旨有了具象化的认识。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诉人们，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什么，人民期待的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中国共产党怎样团结带领人民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一个英模人物的说服力！

我们文艺工作者要做的，就是把这些人物原本的人格光彩和精神力量写出来、拍出来、演出来。怎么做到这一点？首先，艺术创作者本身要有这样的文化自觉，要对自己所表现的人物和人物精神充满热情和信念，这是一部好作品的根基。否则，创作不出好作品，也愧对生活中的这些人物。其次，要符合艺术规律。文艺作品既要有“意义”，又要有“意思”，就是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上的支撑点。像焦裕禄这样，共和国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的英模人物有很多，我们是否了解他们？我们的孩子、孩子的孩子是否知道他们？历史不能走样，价值不能混乱，这是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的底线。

建设我们的国家，离不开党团结带领人民，离不开优秀共产党员的榜样力量。当前，我们有那么多党员干部正在践行焦裕禄精神，有那么多优秀党员正在发扬杨善洲、黄大年、黄文秀等英模人物的崇高精神，文艺创作不能忘记他们。今年是主旋律文艺创作的“丰收年”，我对正能量文艺作品的创作充满信心。

（作者为编剧，本报记者徐馨、任飞帆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