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摄的影片《1921》将于7月1日正式上映。该片以1921年的上海为背景，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后的历史事件，刻画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共产党员的人物群像，表现了共产党员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崇高的精神追求。

站在建党百年的时间节点上拍摄的《1921》与此前相似题材的影片有哪些不同？拍摄《1921》的现实意义在哪里？记者采访了影片监制兼导演黄建新。

向观众展示一种精神的延续

记者：影片选择了李达作为主线之一来串连起整个故事。在中共一大代表中，为什么选择李达？

黄建新：《1921》以上海为背景，那个时期，革命的热情蔓延到上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派代表来到中国上海，来自全国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也相聚上海，因此，可以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是具备必然性的。上海这座城市肩负着组织方的任务，而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人物就是李达，因为他是负责开会的联络者，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了故事的主线。

记者：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党的成立展开的，在常规的理解中，电影拍到1921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就可以结束了，但《1921》的镜头一直延伸到了新中国的成立，这个设定是基于什么考虑？

黄建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的杀戮已经到达了疯狂的地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八一”南昌起义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才结束。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牺牲了。这一系列的奉献和牺牲最终促成了新中国的成立，电影的最后部分，是革命先烈精神延续的象征。

比如在电影里，1921年，李达看见了对面窗台的小女孩，2021年，在一大会址门口也有这样一个小女孩，通过这样一种表达形式，电影向观众展示了一种精神的延续。它不是写实的，而是由很多象征意味所构成的一种精神走向。我们力求去呈现的是一种“传承”的概念，也希望这种叙述方式能够跟以往电影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电影是结构的艺术，结构联想是电影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希望在这方面能走得远一点。

让观众与历史人物产生亲近感

记者：十年前，您曾经创作过《建党伟业》，现在站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在拍摄《1921》的时候，您的创作思路有什么变化？跟《建党伟业》比起来，《1921》有哪些创新？

黄建新：《1921》的核心是塑造人物形象。相较而言，虽然题材相似，《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就不是以塑造人物为核心的，而是以再现历史大事件为核心。同样是再现建党，《建党伟业》是从1911年的武昌起义讲起的，以孙中山这个角色为叙述起点，从孙中山发动革命到袁世凯复辟，再到张勋复辟，从这一系列的历史大事件中看到中国的走向，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部分就结束了。在拍摄这两部电影的时候，我们很难做到兼顾描写到每一个人，仔细描摹每一个人的个性，而是用白描的手法简单覆盖到个体。

《1921》使用的就是另外一种人物表现手法了。我们可能会记住在《1921》里，李达夫妇很恩爱、王会悟很美，她靠在李达的肩头，这样的时刻会让人感动。这样的电影人物除了有他的革命理想之外，还有生命情感的附着。可能多年后，我们还会记住这个镜头。

再比如我们可能会记住毛泽东跑步的镜头，从在上海滩激越奔跑，到后来参加革命运动，谈论伟大理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分子，这样的镜头配合音乐，非常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让观众记住了生命流动的过程。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象征性的、艺术的手法去刻画人物。通过这些手法，我们不仅在电影里讲述道理、讲述历史，更是去呈现一种真正的电影形态。

记者：对建党这段历史，许多影视剧都有所呈现，《1921》如何在浩瀚的史料中挖掘和呈现更多的史实？

黄建新：这部电影的故事情节与史实匹配度非常高，给我们的艺术表达留出了很大的空间，可以更充分地刻画人物、传递精神、表达感触。

《1921》的故事是从1921年3月开始的，这里得有一个人写信通知各地来沪参会的代表，基于这个背景，我们就着手研究李达。准备这部影片的几年时间里，我读了大量参与建党的代表人物的著作，试图触摸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爱情、他们的文化素养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语言习惯。也就是说，在创作电影时，我们主要把人物性格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而不是以概念的形式夸夸其谈。

当我们找到一个真实存在于人物的品质，我们就会把它放大，顺着它的线性逻辑去追寻，进而通过细节进行人物刻画。通过这些刻画，我们希望这些历史人物可以活灵活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让观众觉得自己和历史人物是有亲近感的，也可以跟历史人物具备相似性。比如电影里，李达所呈现出来的执拗的性格，他冒着被日本人跟踪的危险去印刷厂把“百姓”两个字改成“人民”，目的是让大众知道人民才是主人，这些都是电影所呈现的人物性格特点。

再比如，电影中所呈现的毛泽东形象也是史无前例的。最初，他扛一个大包来到上海，还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是他真实的状态。所以人类的精神理想真的可以超越现实，当一个人把一个民族的使命与自己的使命合二为一时，他会变得无比坚强。

记者：拍摄这样一部塑造众多历史人物的电影，如何通过调配每个角色来让故事更加丰满？

黄建新：如今大家常言的是，参加党的一大的历史人物平均年龄28岁，其实董必武、何叔衡两人因年龄较长拉高了平均值，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平均就23、24岁。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势必会造成他们的性格差异，比如电影里何叔衡在思索工人罢工的事情时，三个年轻人说我们现在不开会了，我们要去支援，而董必武说，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是年龄的差距带来的思维方式的不同。他们不同的性格构成了角色的丰富性及表达的差异性。我们希望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他们不一样的一面。

展示一种崇高的追求和向往

记者：影片如何拉近历史与当下观众的距离？

黄建新：其实我就是想做一部现代电影。语境的改变随时都在发生，而现代电影就是要保持与现代语境的关联。中国在百年之间发生了巨变，一个国家从岌岌可危到如今的一片繁荣，我相信今天的年轻人都会赞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伟大。

另外，这次在准备素材的时候，我们在日本警视厅发掘了一个记录中国共产党1921年6月30号在上海开会的素材。我们发现日本共产党当时也派了人跟共产国际的人见面，但是日本当时已经开始要实行“满蒙政策”，他们认为共产国际运动会影响这个政策的执行，所以要遏制住，因此电影里有一场戏展示了日本间谍被干掉了的情节。电影中还有一个场景表现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被跟踪，镜头里当他看到汽车并和车里的人对视时，他知道危险来了需要转移。这些都构成了类型电影的特征，有很强的故事逻辑在里面，因此我们在这上面也花了大力气。

记者：最希望通过《1921》表达的是什么？

黄建新：这部电影所呈现的内容非常丰富。《1921》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拍摄的。这部电影希望呈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中共一大代表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世界。我们想通过对于他们的了解，去探索中国精神在哪里；通过对他们的了解，看到虽然身处不同的时期，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由一种宝贵的精神贯穿始终的。这种精神是互通的，是超越历史局限的。往重了说，它是中国智慧；往轻了说，它是一种传承。

我们希望通过对当时中国最优秀的这批人的接近和表达，为观众呈现一段丰富的历史，或者展示一种崇高的追求和向往。就是说我们的生命跟他们是有重叠的，也许我们的理想和他们不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在生命过程中是有可以触摸他们的方式的，这对我们树立一生的信念都会产生影响，我觉得这就是电影《1921》希望实现的，这也是这个电影的意义所在。

（原标题：《1921》导演黄建新：让观众与历史人物产生亲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