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电视剧《西安事变》的拍摄地西安，记者与导演叶大鹰之间有了一次充满趣味的对话。
没想靠主旋律
升官发财
记：你曾经拍过《红樱桃》和《红色恋人》，都挺成功，于是外界开始称你为“红色导演”。在拍《西安事变》前，你还拍了《陈赓大将》，你是不是特别偏爱红色题材的作品？
叶：其实不是这样。我拍《红色恋人》和《红樱桃》，是因为那里面有我喜欢的故事。后来拍《陈赓大将》是别人找上门的。
记：你觉得自己拍红色题材跟别人拍有什么不同？
叶：我感兴趣的不是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其中的人，人的故事是最有力量的。对我来说，这跟故事的主角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无关。
记：你是叶挺的孙子，这点对你拍红色电影也没有影响吗？
叶：我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所以我对他其实不是很有印象，但从小到大周围老有人提醒我：“你可是叶挺的后人，你怎么能干这样的事呢？”不过长大以后回顾历史，我还是挺为我的祖父骄傲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做叶挺的孙子，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幸福。小时候遇到“文革”没少挨斗、被小伙伴欺负，在一个孤独的环境中成长。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影响挺大的。
记：那后来你是怎么转变了思想，开始拍红色电影的？
叶：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我不能老拍这样的东西了。电影应该是一种受欢迎的东西，我得拍点儿老百姓都喜欢并且官方也支持的题材。正好听到了《红樱桃》的故事，我觉得挺好。这故事很有商业性，甚至可以说成是“一个中国姑娘在德国的经历”之类。拍《红色恋人》则是因为我在拍《红樱桃》的时候采访了不少人，听到了不少以前地下党人的爱情故事，我被感动了。但是拍这些东西，我一直没背负什么包袱，也没想过靠这个升官发财。
健康的电影
至少得有真情
记：你跟王朔是好朋友吧？当年他写的《永失我爱》，听说就是你的真实经历。
叶：对，我们俩是我上大学那会儿认识的。当时有个朋友跟我说：“我大院里有个小孩，跟你应该是一路人，你们应该认识认识。”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我刚到西影厂的时候，突然得了个怪病，瘫痪了。当时我女朋友天天来看我。王朔就说，这事儿可以拍一部电影。当时中国还没有什么纯情的电影，我们俩就分工，他写剧本，我来拍。我们俩聊了三四天，他回去又写了七八天，剧本就出来了。我一看，特别煽情。可惜后来阴差阳错，这电影就没拍成。
记：你跟现在很多电影圈的大牌都挺熟的，你怎么看他们现在拍的古装大片？
叶：说实话，我觉得特别恶俗。但是我觉得不能怪导演，因为这是一个艺术理念的问题；也不能怪观众，你说这样的电影成风是因为观众喜欢，那就太低估中国观众的智商了。我就是觉着，怎么这样的电影就成了中国唯一的大片类型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而且有意思的是，还不能批评。
记：你最反感这些片子的什么地方？
叶：我觉得思想上就不健康。人家美国人的电影里也有邪恶的东西，但是最后的结果都是邪不胜正。但是中国的电影，譬如《满城尽带黄金甲》之类的，好像完全没有这个意识，这太离谱了。
记：那你觉得怎样的电影才是健康的？
叶：我觉得起码得有真情吧。其实我不挑剔，香港前两年拍的《无间道》，我觉得就挺好。
